3月8日上午9时，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大会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。细读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，一系列检察数字背后，传递给我们方方面面的社会信息。

作为一位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，如下浅薄之见，欢迎探讨、批评。

1.刑事案件的发生仍呈上升趋势

2021年，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868445人，提起公诉1748962人，同比分别上升12.7%和11.2%。无论是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数量，还是提起公诉的数量增长幅度都超过了10%，这说明总体上刑事案件的发生仍然呈上升趋势。当然，相比前年（2019年）的起诉1818088人这一数据，2021年提起公诉的数量未达到前年的人数。

此外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，提起公诉的数量大于批准逮捕的数量，即使扣除检察机关决定逮捕的人数，也可以充分说明一个事实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未必是批准（或决定）逮捕的嫌疑人。从刑事辩护角度看，那种认为“取保候审就没事儿了”的认识并不正确，不逮捕不等于不被检察机关起诉；反而言之，即使被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，也不一定是必然被提起公诉，两者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完全对等关系。

2.涉黑涉恶及寻衅滋事罪下降明显

经过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治理，涉黑涉恶犯罪的数量明显下降，这一方面说明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取得了显著的成果；另一方面也说明此类犯罪活动在社会中正在急速下降，最高人民检察院给出的数据是下降70.5%。此外，聚众斗殴、寻衅滋事犯罪下降20.9%，平安中国建设效果明显，社会治安形势普遍好转，这也是我们所能真切感受到的客观现实。寻衅滋事罪是典型的“口袋罪”，这一广为诟病的罪名在未被取消之前，总体呈下降趋势，这能够充分说明我国的社会治理更加科学化、规范化。

3.安全生产领域的刑事犯罪不容忽视

企业生产作业领域无小事，一旦发生安全事故，往往后果不堪设想、触目惊心，每年新闻报道的安全事故都不在少数，特别是煤炭生产作业过程中。2021年，检察机关起诉危险作业、重大责任事故等危害安全生产犯罪4135人，同比上升26.4%，这充分说明刑事追诉正在向安全生产领域全面铺开，让那些无视一线工人生命的企业主付出应有的代价，让追逐利润永远让位于人命、让位于健康的理念必须牢固树立。

4.犯罪类型呈现与以往相似的结构

2021年起诉的1748962人中，危险驾驶罪为350852人，占20.06%，也就是说平均五个被告人之中，有一个是涉嫌危险驾驶罪。有学者提出要提高这一罪名的追诉标准，似乎确有必要性。起诉盗窃罪的被告人201613人，占11.53%，盗窃罪在全社会中仍然占有较大比例。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129297人，这一类型犯罪增长速度很快，超过了交通肇事罪、故意伤害罪。令人痛心的是，大量的案例中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嫌疑人、被告人是一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，在找工作、干事业的稀里糊涂中因法律意识淡薄而被刑事追诉，希望能够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，切实挽救这些年轻人，尽量把其掌握的互联网知识转化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，而不是一味的“痛打”。

此外，包括诈骗罪、开设赌场罪、寻衅滋事罪、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、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等十类常见犯罪中，检察机关起诉的数量为1184007人，即这十个罪名的被告人占整体被起诉的67.70%，其余的400多个罪名共占32.30%，犯罪类型仍然呈集中发生态势。

5.单位犯罪不起诉率增长明显

全国检察机关对涉企等单位犯罪不起诉率38%，同比增加5.9个百分点。如果单纯看38%这一数据，可以基本得出结论：10个单位犯罪案件中，有近4个案件被检察机关不起诉。然而，这一数据确却值得推敲，是侦查机关认定的单位犯罪，还是侦查机关没有认定而检察机关认为是单位，也就是说《起诉意见书》中是否列明了犯罪嫌疑单位？笔者办案中发现：全国不同省市的操作方式不同，故难以理解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一数据的科学性和客观性。当然，必须看到，检察机关在“依法能不捕的不捕、能不诉的不诉、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”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，这一点有目共睹，不容否认。

此外，全国检察机关清理长期“挂案”——该结不结、该撤不撤，仍有较大的空间，毕竟2019年至今共8707件，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案件数量仍然不小。一些企业经营者被取保候审后，案件没有“音讯”，这样的案件都应查明查实，应当撤案的及时撤销案件，让企业经营者放心经营、安心创业。

6.洗钱犯罪是2021年的重点打击领域

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可以发现，洗钱犯罪在前几年的案发率一直不高，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：（1）涉及跨境取证困难，侦办难度较大；（2）缺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密切配合，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打击洗钱犯罪；（3）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生效之前，刑法对洗钱罪的规定入罪要求过于严苛。2021年，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洗钱犯罪1262人，同比上升78.5%，其实这与打击跨境网络赌场、新型金融犯罪、各类虚拟货币犯罪也是相辅相承的。可以预计，2022年将要打击的洗钱犯罪数量仍然不少。

7.反腐败保持高压态势

2021年，全国检察机关与国家监委等共同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，起诉受贿犯罪9083人、行贿犯罪2689人，同比分别上升21.5%和16.6%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对行贿犯罪的起诉增长幅度16.6%，明显在纠正以往的打击受贿犯罪而放纵行贿犯罪的查办方式，打击行贿犯罪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滋生腐败的金钱基础，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局面。

8.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明显加大

全国检察机关持续加大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力度，起诉1.4万人，同比上升15.4%，如果相比三年前（2019年）的11003人以及2020年的12512人，可以发现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增长幅度保持在10%以上，可见对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力度在不断加大。具体而言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主要集中在对注册商标的侵犯，涉及该类犯罪的有1.2万人，占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约85.7%，可见这是打击知识产权类犯罪的重点领域。

此外，2021年起诉起诉侵犯商业秘密犯罪121人，是2020年的2.4倍。侵犯商业秘密罪在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之前，入罪门槛高、侦查困难大，而在刑法修改之后，为加大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而降低入罪标准，从而更为有效的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。实践中，企业遇到被侵犯商业秘密罪而侵犯的报案难、立案难的问题仍然突出，导致企业控告无门，全国全年起诉121人，已经充分说明这一问题的现实性。

9.网络犯罪数量大幅度增加

2021年，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利用网络实施诈骗、赌博、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28.2万人，同比上升98.5%。在整个提起公诉的数量中，占16.1%，这样推算，几乎起诉的6个刑事被告人之中，便可能有一个人与互联网有关联，这也说明互联网技术发展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。

10.侦查监督的成效显著

2021年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督促立案2.5万件、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撤案2.9万件，同比分别上升13.6%和22.1%。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在立案方面，随意性较大，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容易导致立案难、控告难，受害人哭诉无门；相反，公安机关乱立案，又容易导致公安机关干预经济纠纷，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两者之间如何平衡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。两类立案监督数量分别为2.5万和2.9万件，说明两种情况的存在差距并不大，从增长率上可以看出，检察机关在这方面的监督效果明显。

11.刑事抗诉并非有抗必有理

2021年，全国检察机关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8850件，同比基本持平；法院已改判、发回重审4330件，采纳率67.9%。这其中，发回重审的案件中，是否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建议是难以说明的，不知道检察机关这一数据来源的科学性。也就是说，发回重审就一定是抗诉有理吗？这可不一定。

此外，即使67.9%这一所谓的采纳率，也说明抗诉的不完全是一定有理，这更印证了笔者提出的“抗诉不一定正确，而上诉也不一定无理”，因此，二审案件规定抗诉的案件应当开庭审理，而上诉的案件大多不开庭审理，这种现象不公平。强烈呼吁：无论抗诉案件还是上诉案件，刑事二审案件应当以开庭审理为原则。

12.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效果明显

2021年，全国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推进，全年不批捕38.5万人、不起诉34.8万人，比2018年分别上升28.3%和1.5倍。诉前羁押率从2018年54.9%降至2021年42.7%。这一点，应当是司法改革中值得一提的“重头戏”，检察机关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、可诉可不诉的不诉，倡导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，有效降低了诉前羁押率。当然，也必须看到，一些地方检察机关的司法理念仍然陈旧，构罪即捕、附条件逮捕、差不多就诉的现象仍不少见，也许这就是2022年检察机关改革的方向和重点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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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徐红亮

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、刑事业务中心总监

徐红亮律师，硕士学位（刑事诉讼法），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会员。执业十几年来，徐红亮专注于刑事辩护，主要案例：北京“E租宝”非法集资案、南京“易乾财富”非法集资案、上海“阜兴”系非法集资案、泰安“1·04”特大袭警案、青岛原公安局副局长杨某某受贿案、青岛聂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、青岛高某走私普通货物（红酒）案（免予刑事处罚）、朝鲜籍金某走私普通货物（面粉）案（不起诉）、郑州“九龙金币”走私案（缓刑）、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、东营市东营区原区长丁某受贿案、驻马店马某对违法票据付款案（免予刑事处罚）、北京宋某涉嫌合同诈骗案（不起诉）、红河自治州某公司单位行贿案（不起诉）、岳阳某金融机构涉嫌单位行贿案（不起诉）、西安查某某敲诈勒索案（不起诉）、双鸭山鲁某开设赌场（互联网）案（缓刑）、深圳某上市公司高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、东营某大型企业高管尤某涉嫌职务侵占、挪用资金、骗取贷款案、西安某国有企业走私普通货物案（免予刑事处罚）、武汉某公司单位行贿案、天津某上市公司子公司非法经营案、北京某民营公司总经理涉嫌诈骗案等。

此外，徐红亮在企业刑事合规建设方面，有诸多的实践经验，协助企业化解刑事法律风险。在刑事辩护的道路上，徐红亮律师坚持专业、专心，不断探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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